花2万报AI培训班的深圳年轻人，没有等到“包就业”

多地已开始整治此类乱象。今年5月份，人社部、中央网信办、教育部、公安部、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发布风险提示，提醒求职者警惕“招转培”“培训贷”等风险。

精心设计的运作模式

洪维、李郴、肖林与X公司建立联系的契机，与冯宇凡一样，都是在招聘软件上投递简历时，接到了X公司的电话。电话里，对方表示提供大数据相关方向的工作机会，但需要来到X公司参与课程学习。

洪维、李郴、肖林表示，他们在接到X公司电话前，没有投递过大数据相关的岗位，也没有投递过X公司的岗位。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个人信息，是怎么泄露出去的。

在这个问题上较真的，是冯宇凡。

接到X公司的电话后，冯宇凡没有把这件事抛之脑后。他开始研究自己为什么会接到这通电话。他梳理了在招聘软件上投递过的简历，发现自己曾投过Y公司的一个岗位，那个岗位与他自身专业相关，与AI大模型并无关系。他事后搜索发现，Y公司在招聘软件上发布的岗位，都与AI无关。

冯宇凡进一步查证后发现，Y公司与X公司是同一个法定代表人，注册地址分别在罗湖区和龙岗区。他前往Y公司的注册地址查看，发现那里并没有实际办公场所。之后，他也参加了X公司的现场宣讲会，所见与郑鸣描述的情况差不多。

发稿前，在冯宇凡曾经投递过简历的招聘软件上，已经找不到Y公司的相关岗位信息。

深圳市宝安区官方平台“滨海宝安”在2026年6月发布提醒：

实施“招转培”“培训贷”欺诈的，表面上多为两家甚至多家没有关联的公司。

一家负责招聘、面试引流，甚至冒充央国企名义发布虚假招聘信息。

一家负责签订培训协议，诱导申请贷款。试图通过分离运营切断责任链条，增强迷惑性，增加维权难度，逃避法律制裁。

过去几个月，冯宇凡在社交平台上联系到了一批曾在X公司接受培训的学员，结合这些人的实际经历，他持续向罗湖和龙岗两地的人力资源、发改、信访等部门进行投诉。

罗湖区人力资源局的回复是，由于实际培训及后续服务都在位于龙岗的X公司进行，Y公司并未实际开展培训，“如果确实存在培训行为，我们介入也是理所应当的，但现在的情况让我们很难查处。” 所以将这个投诉转由龙岗区处理。

龙岗区人力资源局的回复是，Y公司不在其管辖范围，而X公司的行为，他们很难界定为虚假招聘和宣传，也难以认定其违反了劳动法。

龙岗区发改局的回复是，经调查，X公司不涉及培训贷相关违法行为，无合作第三方贷款机构，未发现其他金融违法犯罪行为。

龙岗区发改局给冯宇凡的回复。

这套运作模式，绕开了法律和行政监管的实质约束。

北京策略（广州）律师事务所刑事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曹静珊，近来一直在关注“招转培”在法律层面的相关问题。

曹静珊表示，这种“招聘与培训主体分离”的模式，客观上造成了行政监管的管辖盲区。现行法律法规主要针对“招聘与培训一体化”的主体进行规制，并未明确“主体分离”模式下的管辖衔接规则。求职者向罗湖投诉，罗湖说X公司在龙岗办公，不在辖区；向龙岗投诉，龙岗说招聘引流由Y公司负责，Y公司在罗湖注册。投诉在两地之间反复流转，最终不了了之。

曹静珊强调，即便投诉进入行政监管视野，处理起来也并不容易。求职者投诉时往往缺乏完整的证据链条，监管部门基于片面信息难以作出准确判断。而“招转培”属于近年出现的新型骗局，形式多样，相关部门需要时间甄别其违法本质。

曹静珊表示，加之“招转培”链条涉及多个环节：发布虚假招聘信息涉及人力资源市场管理；培训收费涉及教育培训市场监管；虚假宣传涉及市场监管部门职责；是否构成诈骗则涉及公安机关立案侦查；单一执法主体难以独立完成整治，而多部门联合执法又依赖于统筹协调机制的健全，这在规则层面目前尚存障碍。

而在“培训贷”的定性上，曹静珊分析：

2023年，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明确禁止校外培训使用培训贷方式缴纳费用。从收费名目上看，X公司的“就业服务费”，规避了针对培训费用的监管。

根据《个人贷款管理办法》（金监总局2024年3号令）、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《关于防范虚假宣传诱导网络贷款的风险提示》等文件。贷款涉及资金出借、利息约定、第三方放款机构等要素，而X公司与学员之间约定的是“无息服务费延期支付”，学员先接受服务、后分期偿还费用，属于服务合同项下的付款安排，不涉及资金出借，不涉及第三方贷款机构，原则上不构成贷款。

从分期主体看，X公司不引入第三方贷款机构，规避培训贷定性。从担保机制看，其无第三方担保、无保证保险，规避担保监管。

曹静珊表示，X公司在收费模式上的设计，绕过了教育部的禁止性规定，也绕过了金融监管部门对贷款产品的监管。

按照上述约定，只要学员收到任何形式的录用通知，哪怕是口头承诺，哪怕是实习或试岗，即被视为“已就业”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学员在培训期间或培训结束后靠自己找到的工作，也被自动归为X公司的“就业服务成果”，从而触发付款义务。

按照上述约定，即使学员长期找不到达标薪资的工作，X公司的义务也只是“继续推荐指导”。一旦学员迫于经济压力接受一份低薪工作，即被视为“自愿接受”，X公司随即免责，付款义务同时触发。

“以第一次收到offer入职为准”，这意味着无论学员入职后是否通过试用期，是否被裁，只要第一次入职发生，付款义务就已经锁定。

这份协议中，X公司的义务是“做”——推荐、指导、跟踪，均为过程性动作，不保证结果。而学员的义务是“必须付”，任何形式的入职，甚至包括自己找到的工作，都被视为付款条件已触发。

曹静珊分析，合同中对就业承诺的表述模糊，恰恰说明X公司自知无法兑现，故意将宣传与合同分离，将来一旦发生纠纷，便可以主张自己从未作出过“包就业”承诺，或将其定性为“宣传话术”。

曹静珊指出，从司法实践看，法院要将“包就业”认定为合同内容，通常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：合同文本中明确载明“100%保障就业”“保底月薪”等具体承诺；宣传材料被纳入合同附件；招生宣传中写入了服务承诺清单。

但这并不意味学员无法维权。曹静珊表示，即使合同文本模糊，如果学员能提供宣传截图、招生简章、话术录音、招生视频等完整证据链，仍有可能证明“包就业”构成合同的默示条款。近年来，越来越多的法院倾向于综合审查“宣传—签约—履约”的全过程，而非仅凭合同条款断案。在深圳地区法院近年审理的“招转培”案件中，已有多起认定“包就业”宣传构成欺诈。

我接触的几位学员中，除了洪维，其他几人都没有完全付清X公司的“就业服务费”。他们一方面不想继续支付尾款，另一方面又担心因此陷入法律纠纷。

曹静珊分析，学员停止还款，会面临两个层面的问题：

从违约风险看，学员签署分期协议后停止还款，即构成违约。X公司可以依据合同要求学员继续履行付款义务，或一次性支付剩余全部费用（如合同约定了加速到期条款），还可以要求学员支付违约金，甚至承担诉讼费或律师费（如合同中有相应约定）。

从维权难度看，如果学员想以受欺诈为由主张撤销合同，则需要另行提起反诉或单独起诉来行使撤销权，并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。举证不能，仍可能面临败诉。

在曹静珊看来，即便学员决定走法律途径维权，依然要面对诸多现实困难：

首先，基于合同相对性原则，学员起诉时只能起诉与他签订合同的X公司，很难将负责招聘引流的Y公司列为共同被告，法院难以在一个案件中对“招转培”的整体运作模式进行实质审理。

其次，X公司在口头宣传时所说的保障就业，并没有落实到合同上，一旦进入诉讼，学员很难证明X公司曾作出过“包就业”的具体承诺。

再者，X公司确实提供了培训课程，也确实帮助部分学员拿到了offer，哪怕只是个别学员，哪怕入职后很快被裁，都足以让其在法庭上主张“已按约履行合同义务”。有判决即持此观点。

从法院角度，曹静珊认为，法庭审理这类案件，还面临三重障碍：证据上，学员举证困难，依“谁主张谁举证”规则只能驳回；定性上，法院通常围绕“培训义务是否履行”审理，难以对“招转培”整体架构做实质审查，而“欺诈”的认定标准又极为严格，要求原告就欺诈四要件逐一证明；法律适用上，不同请求权基础的举证侧重点各不相同，学员难以准确选择，而法院只能在释明的基础上按原告诉请审理，不能代替原告决定起诉理由。

曹静珊还指出，《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曾提出，民商事审判应通过穿透式审判思维查明当事人真实意思、探求真实法律关系。“招转培”模式下更应适用这一思路进行实质审理，但在实际操作中仍面临诸多障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