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帅：从印度峰会看全球AI秩序的“南方转向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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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月16日，全球人工智能（AI）领域的目光汇聚到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巴拉特·曼达帕姆国际会展中心，“人工智能影响力峰会”在这里拉开帷幕。本届峰会由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主办、“印度AI使命”组织统筹，以“人、进步、地球”为主题，以“惠及众生，幸福众生”（Sarvajan Hitaya, Sarvajan Sukhaya）的梵文理念为精神内核，强调技术发展必须服务于广泛社会福祉与可持续未来。印度官方统计，峰会吸引了超过25万名与会者、300余家展商、20多位国家元首和60个部长级代表团参加，萨姆·奥尔特曼、桑达尔·皮查伊等全球科技企业高管亦悉数到场，产业资本与公共治理高度交汇。作为继2023年英国布莱切利园（聚焦安全）、2024年韩国首尔（聚焦创新与包容）和2025年法国巴黎（聚焦行动）之后的全球AI治理盛会第四站，AI峰会首次走进全球南方，具有鲜明的象征意义。

印度总理莫迪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出“智能与理性让技术真正有用”，强调AI不应仅以算力、模型规模或商业效率为评价尺度，也应嵌入社会治理、公共服务与发展议程当中，成为推动减贫、教育普及、医疗可及和环境保护的关键工具。

从更宏观视角看，新德里峰会并非对既有AI治理路径的简单延续，而是一次议题重心与话语结构的显著转向。如果说早期峰会更多立足于西方主导的安全叙事、风险控制与前沿技术约束，那么本届峰会将“发展”“包容”“能力建设”置于中心位置，系统回应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、算力获取、数据资源与人才培养方面的现实关切。由此，全球AI治理开始从以规则和风险为导向的单一框架，迈向以发展权与技术可及性为支点的南北互动新范式。从此意义上讲，印度峰会不仅是一场技术盛会，更集中释放出三重信号：

其一，议题重心从“前沿风险”转向“现实影响”。欧美主导的AI会议往往围绕前沿模型风险、通用人工智能安全、伦理合规等展开，强调“如何约束技术”。印度峰会则更多讨论AI在公共治理、农业、医疗、教育、金融普惠等领域的实际应用，强调“技术如何改变发展轨迹”。开幕当天便有“AI助力印度道路安全”“南亚女性在技术领域的贡献”“AI与未来技能”等专题研讨会举办，在“印度AI使命”框架下上线了超过3.8万张GPU共享计算资源、12个本土基础模型和30多个印度特定AI应用。这些选择本身反映了全球南方国家对AI的核心关切并非“失控风险”，而是“发展红利是否可及”——如何让AI从实验室走向田间地头、课堂医院。

其二，治理话语从“统一规则”转向“情境适配”。峰会多次强调，不同国家在经济结构、治理能力、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差异显著，AI治理不宜简单复制欧美模式。这一立场实质上对以欧盟《人工智能法案》为代表的“高门槛合规路径”形成柔性制衡，推动“多路径、分层次”的治理思路进入国际讨论。印度明确提出“小型AI”“主权AI”等概念，优先发展在低带宽、低算力环境下运行的实用模型，并且通过“面向所有人的AI”等全球挑战赛突出无障碍技术、女性开发者激励与青年创新，将抽象治理转化为具体行动路径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复制的“南方方案”。

其三，角色定位从“技术追随者”转向“制度参与者”。印度并未在峰会上强调与美国、中国在模型规模或算力上的直接竞争，而是着力为自己打造“全球南方AI议程召集者”身份。莫迪在致辞中指出，峰会要“丰富全球对人工智能创新、合作与负责任使用的思考”，并宣布即将推出“Create in India”（印度创造）使命。这表明，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试图在AI规则形成的早期阶段就介入，而非被动接受既成秩序。峰会期间发布的《全球南方AI应用案例集》进一步证明，南方国家完全有能力贡献增量治理智慧。

从印度峰会标志着全球人工智能秩序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转向：全球南方不再只是规则的接受者和技术的使用者，而正成为议题设置者、规范塑造者与实践方案的重要来源。

可以看出，全球AI秩序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加速显现，其“南方转向”并非偶然，而是技术扩散、地缘政治博弈与发展诉求共同起作用的结果，从根本上重塑着全球AI治理的权力版图。

第一，AI技术扩散速度已经超过既有治理能力。从智能手机到农业无人机，再到基层医疗诊断系统，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体技术正以指数级速度渗透至全球市场，但算力、数据、模型训练资源却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家和企业。据行业估算，全球前沿AI训练算力80%以上掌握在少数科技巨头手中，形成“技术扩散—能力集中”的特点，使全球南方国家在应用层面高度依赖外部供给，却难以参与规则制定，治理失衡问题日益突出。印度通过“印度AI使命”投入逾一万亿卢比（约合110亿美元）构建公共计算基础设施，是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应。

第二，发展权议题重新进入技术治理核心。在气候变化、数字经济等领域，国际社会早已形成共识：单一标准、统一规则往往会在无意中抬高发展门槛，形成事实上的“绿色壁垒”或“数字壁垒”。AI作为通用目的技术，其治理若忽视发展阶段差异，可能固化甚至扩大数字鸿沟。全球南方国家正以发展权为切入点，推动AI治理从“风险防控逻辑”向“发展协调逻辑”延展。与会的发展中国家代表反复指出，AI不应是“奢侈品”，而应成为“发展加速器”，帮助南方国家实现跨越式进步。

第三，地缘政治竞争放大南方国家议价空间。当前全球AI竞争呈现出明显的阵营化趋势，主要大国在技术出口管制、供应链安全和规则制定层面相互博弈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全球南方国家成为各方争取的关键变量，其集体立场和议题设置能力显著上升。印度作为首个举办AI峰会的全球南方国家，将自身定位为“桥梁”和“召集者”：一方面吸引北方巨头承诺本地化投资和人才中心，另一方面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适合其发展特点、符合其发展需求的议程。

在以上三重结构性逻辑的共同作用下，全球AI治理的“南方转向”并非对现有秩序的颠覆，而是对其进行必要而深刻的结构性补充。它使全球AI治理从“少数国家主导”的单极模式，向“多元参与协商”的包容性架构演进，为南北互动开辟了全新的可能性空间。印度AI影响力峰会试图用行动证明：当全球南方真正站上舞台，AI秩序的未来将不再是零和博弈，而是共享繁荣的共同演进。

印度峰会最深远的意义在于，它为南北互动提供了一种可复制的新范式：以“需求驱动”取代“技术驱动”，以“伙伴关系”取代“援助关系”，以“共同治理”取代“单边主导”。这一范式以南方国家的实际发展痛点为起点，以平等互利、长期可持续影响为目标，正在从根本上重塑国际AI合作的底层逻辑。

新范式的第一根支柱是“能力共建”。峰会推动的“AI技能百万计划”、青年挑战赛、女性创业基金等，均强调将北方先进技术与南方真实场景深度融合，让发展中国家从单纯的“技术用户”升级为“共同开发者”和“创新贡献者”。微软、谷歌承诺在印度设立AI人才中心，英伟达推动本地化GPU培训，这些合作不再是单向技术转让，而是联合研发、联合标准制定和联合人才培育的闭环生态。印度还与多国探讨“AI人才流动便利化走廊”，为南方国家培养本土AI骨干力量。

第二根支柱是“数据与模型的民主化”。印度峰会倡导的“主权AI”理念主张各国拥有自主可控的模型与数据基础设施，得到比较广泛的响应。峰会期间多边讨论提出“数据信托”“模型开源共享池”等机制，旨在打破西方企业对优质数据的垄断，让南方国家在AI训练中获得公平议价权。印度已开发并开放12个支持22种官方语言的本土基础模型，并向初创企业、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提供最高40%的算力补贴。

第三根支柱是“成果导向的问责机制”。不同于以往峰会多以原则宣言收尾，本次峰会从设计之初就强调“可验证影响”——每项合作项目均需设定KPI，并引入第三方独立评估与定期复盘机制，这为南北合作提供了可操作的信任基础，旨在避免“承诺多、落地少”的老问题。AI影响力博览会上的300余家展商展示的实际解决方案——从AI驱动的农村道路安全系统到妇女赋权工具包，是这一机制落地的体现。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的健康与基础设施专题，也将“可测量发展影响”作为核心评估维度。

这三根支柱相互支撑、形成闭环：能力共建提供人才与技术基础，数据民主化保障资源公平准入，问责机制确保成果可持续，最终指向“共享繁荣”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AI技术与应用的领先者，完全可以同印度等全球南方国家加强协调，共同推动“联合国AI治理框架”的建立，倡导“以人为本、普惠共享”的全球AI新秩序。

（作者为工信部赛迪研究院研究室主任）